《周易·中孚》载:“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爵是古代一种酒器,商周时期盛行,多为青铜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爵通常无盖,有盖的爵非常少,著名学者、甲骨文专家许进雄讲“有盖子的爵可说不到百分之一”。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爵,非常罕见地带有盖子,盖端饰牛首,故名牛首爵。(图一)

二 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

发布时间:2015-10-02 17:14 浏览:加载中次

  • 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
    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份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
    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
    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
    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
    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青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少数是方形四足,或分裆袋足。鼎主要用于煮肉和盛肉,是古代华夏族最主要的食器,是
    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左传·宣公三年》等古代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
    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楚庄
    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
    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
    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鼎,商代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
    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í)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
    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其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
    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鬲(lì)、甗
    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
    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
    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
    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甗,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ènɡ),底部有铜箅(bì)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
    期已有青铜甗,大多是甑和鬲连为一体,一次铸成。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及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
    体巨大,一次可蒸三种食物,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腌菜、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开始出现。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仪狄或杜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酒是重要的饮料,系用粮食或水果发酵制成。酒
    的发明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古代文献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
    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
    角、觚、觯(zhì)、斝、觥及盛酒器尊、卣、瓿(bù,又读pǒu)、罍(léi)、方彝和壶等。爵,是古代饮酒器的共
    名。作为专名是指一种侈口、圆腹、前有出酒的流、后有尖圆的尾、口沿上靠流处大多有两个小柱、商代青铜酒器腹侧有手执之鋬(pàn)、腹下有三个扁棱足的
    饮酒器。有的无柱或单柱,或方腹四足,或有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爵。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中就出土了40件青铜爵,其中一对大型
    的妇好爵,高达37?3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鸟纹及兽面纹。角,数量较少。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形状似爵,前后皆为尾而无流,无柱。安阳殷墟1022号墓曾
    出土一件牛角状的青铜角,有盖,口侧有一个贯耳,可以系带。斝,形状亦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二柱,而无流及尾。也有的为方腹四足,或分裆三袋足。王国维
    《说斝》认为斝即《周礼》等古代文献所记之散。或认为斝是行祼(ɡuàn)礼时盛酒洒地以祭之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圆斝四件、方斝
    八件,其中最大的妇好方斝高达68?8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兽面纹。觚,高体,侈口,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
    遍应用,经常与爵相配成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觚多达53件。觯,形状像今天的小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般为侈口、敛颈、椭圆腹、圈足,有盖。觥,
    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圈足,上有盖。是饮酒器中最大的,而且制作十分精致,纹饰繁缛。《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
    伤。”郑玄注:“觥,罚爵也。”觥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觥八件。其中妇好觥二件成对,通高22厘米,通长28?4厘米。盖前端呈立雕虎
    头形,后端作鸮头。器身前部饰浮雕的虎身,后部饰浮雕的鸮身。盖与器扣合在一起,则前视呈蹲坐的老虎形,后视则呈站立的鸮形,设计构思十分巧
    妙。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器腹饰龙纹及鼍(tuó,扬子
    鳄)纹,构思奇特。高18?8厘米,长24?1厘米。尊,既是盛酒器乃至礼器的共名,又专指一种重要的用于奉献的盛酒器,器型高大,纹饰精美,数量众多。
    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尊的形状多为圆腹,圈足。有的大侈口,折肩;有的侈口,圆弧腹似觚。此外还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鸮、象、
    牛、羊等,称为鸟兽尊。商代中期青铜尊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尊十件,其中圆尊五件、方尊三件、鸮尊二件。传山东梁山出土的
    商代晚期的小臣俞犀尊,高24?5厘米,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造型十分生动。卣,《诗经·大雅·江汉》:“釐尔圭瓒(zàn),秬(jù)鬯
    (chànɡ)一卣。”秬鬯是香酒,因此,卣是专门盛香酒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考古发现,卣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大多是椭圆
    形腹,下有圈足,口上有盖。其特点是上有提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提梁卣两件成对,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盖钮作立雕的鸟形,提梁两端作立雕的龙头
    形。颈、腹及圈足满饰兽面纹。高36?4厘米。此外,也有的卣整体做成鸟兽形。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做成一只蹲踞的老虎形,两只前爪
    正抱持一人,张开大口,作欲吞食之状,寓意神秘。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及龙纹等。商代虎食人卣高32?5厘米。瓿,或称甂。形状像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有的有盖。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瓿三件。其中
    二件妇好瓿成对,有盖,腹饰兽面纹及夔纹,高34?2厘米。罍,大型盛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
    种,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供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商代中期青铜罍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方罍两件成对,直口,弧肩,深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半圆
    耳,腹下部有一个鼻钮。有盖,盖钮呈屋顶形。肩部饰夔纹,腹部饰涡纹及三角形夔纹。高52?5厘米。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是专指一种长方体、下有圈
    足、上有盖并且盖及盖钮呈屋顶形的盛酒器。大多通体饰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五件。其中一件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
    在一起,呈长方形。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亦呈屋顶状。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体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铸有铭文“妇
    好”二字。高60厘米,长88?2厘米。壶,大型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大多呈椭圆形,微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
    有两个贯耳,以便系绳提携。有盖。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壶两件成对,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与夔纹。高达50?9厘米。此外,还出土方壶两件。
    由于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并且,如《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所以在青铜礼
    器中还有水器一类。商代水器主要有盉与盘。盉,是商代青铜水器盛水以浇手的用器;亦可以往酒器爵等之中注水,以节酒之浓淡。形似今天的茶壶,多为
    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初期的青铜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锥形空足。商代晚期也有方腹四足的青铜盉。例如河
    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出土的铭文为“左”、“中”、“右”三个方盉,十分精美。盘,用以承接盥洗后之弃水。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的青铜盘多为圆形,浅腹,
    高圈足。有的盘口沿装饰有立鸟。盘底多饰有龙纹、龟纹和鱼纹。
    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认为乐是谐和的,是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古代贵
    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配合,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显得文质彬彬。所以广义的礼器中还包括乐器一类。商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是铙、铃和鼓。铙,是一种
    敲击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执柄而击。安阳殷墟出土的,个小,三个或五个一组。南方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出土者,形体巨大,要竖商代青铜乐器
    立在木柱上来使用。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大铜铙,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铃,是目前发现的出现时代最早的青铜乐
    器。1962年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顶部有小钮,侧面有单翼,高9?4厘米。鼓,一般为木质,安阳殷墟大墓中曾发现蟒皮面木鼓的遗痕。青铜
    鼓的形制仿木鼓,发现很少。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青铜鼓,鼓面铸出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2厘米。
    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青铜器兽面纹
    再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龙纹、夔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
    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兽面纹(或称饕餮(tāo
    tiè))最为常见。古代文献记
    载,饕餮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或认为饕餮是古代一种凶残的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文公
    十八年》杜预注)。饕餮纹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巨睛凝
    视,令人望而生畏。龙是古代华夏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奇异的动物。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砌的龙,距今已有6000年。今
    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夔,如龙一足。大多作侧视之形。凤鸟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鸟王,有华丽的冠及尾羽。
    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
    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称为彝器款识、钟鼎文。商周金文数量众多,据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达12
    000件以上。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单字约有3 700字,已识者约为2 400
    字。金文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文字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一般一件器物上只有几个字。内容大多是标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
    宗庙里的称号。例如:“父乙”。“子”是作器者的族氏。古代文献记载,商族子姓。“父乙”是被祭者的庙号。总之,这是表示这件青铜
    礼器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述的小臣俞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王省夔,王易小臣
    俞夔贝。惟王来正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rónɡ)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夔地,用夔地的贝赏赐给小臣俞。这是在商王十五
    年征伐人方举行肜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
    料。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zhé)明显,被称为波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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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牛首爵通高23.5 厘米,腹径7.8 厘米,腹深10.5 厘米,重1095
克,1952
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该器物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图二)

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份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李学勤先生讲:“纹饰是青铜器的语言”。这件牛首爵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腹部以四条浅扉棱分隔四区两组的宽带兽面纹,同样以云雷纹衬底,但半浮雕兽面纹之上并无地纹,而是简单作棱状凸起,使兽面纹的主体得以强调。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整器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图三)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这件牛首爵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独出现,和它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鼎、一卣、一尊、一簋、二爵共七件,是一套青铜组器,且七件均铸有相同铭文(图四)。

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青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少数是方形四足,或分裆袋足。鼎主要用于煮肉和盛肉,是古代华夏族最主要的食器,是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左传·宣公三年》等古代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牛首爵盖内有铭“”,器身有“ ”二字铭文。“
”呈上下排列,应为族徽或族氏铭文。从图形来看,象一人头生长发而带髭须,头上作相对二耳状,象征着从俘获的敌人身上割下来的双耳(战利品),原国家博物馆的石志廉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氏族的标志”。“妇”是女子的“名”,商代已嫁女子一般称“妇某”,如“妇好”、“妇妌”,铭文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该组器物为“
”族氏所有,为“ ”所用或所铸。(图五、图六)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鼎,商代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其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爵是礼器中的酒器,而且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在商代青铜礼制组织中,“鼎、爵、觚、斝”为基本组合,墓葬中陪葬青铜酒器最低限度为一爵,有一爵一觚组合,也有爵与斝单独组合的。规格高些的再配以炊器甗和食器簋,或酒器尊、卣和盉,或水器盘,最常见的是加上尊。这其中又以觚、爵为核心配制,规格越高的墓葬随葬觚、爵套数也越多。如一般小贵族墓只有1
对觚爵,而妇好墓出土青铜爵达40 件。

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鬲、甗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甗,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底部有铜箅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期已有青铜甗,大多是甑和鬲连为一体,一次铸成。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及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体巨大,一次可蒸三种食物,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腌菜、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开始出现。

  相较于子龙鼎、后母戊鼎等体型巨大的“国之重器”,爵非常小。但它铸造却相当复杂,前有流,后有尾,上有柱,腹有鋬,底有足,因而要由多块陶范巧妙复合加以铸造。同时爵又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青铜礼器,在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铜器墓中,如果只出一件铜容器便必定为爵,若有二件或更多的铜容器,其中必有爵。因此,从铸造工艺和陪葬数量上可以看出,青铜爵在商周礼器中地位极其重要,是中国青铜时代礼器组合的核心器。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仪狄或杜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酒是重要的饮料,系用粮食或水果发酵制成。酒的发明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古代文献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觯、斝、觥及盛酒器尊、卣、瓿、罍、方彝和壶等。爵,是古代饮酒器的共名。作为专名是指一种侈口、圆腹、前有出酒的流、后有尖圆的尾、口沿上靠流处大多有两个小柱、商代青铜酒器腹侧有手执之鋬、腹下有三个扁棱足的饮酒器。有的无柱或单柱,或方腹四足,或有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爵。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中就出土了40件青铜爵,其中一对大型的妇好爵,高达37?3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鸟纹及兽面纹。角,数量较少。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形状似爵,前后皆为尾而无流,无柱。安阳殷墟1022号墓曾出土一件牛角状的青铜角,有盖,口侧有一个贯耳,可以系带。斝,形状亦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二柱,而无流及尾。也有的为方腹四足,或分裆三袋足。王国维《说斝》认为斝即《周礼》等古代文献所记之散。或认为斝是行祼礼时盛酒洒地以祭之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圆斝四件、方斝八件,其中最大的妇好方斝高达68?8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兽面纹。觚,高体,侈口,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经常与爵相配成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觚多达53件。觯,形状像今天的小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般为侈口、敛颈、椭圆腹、圈足,有盖。觥,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圈足,上有盖。是饮酒器中最大的,而且制作十分精致,纹饰繁缛。《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郑玄注:“觥,罚爵也。”觥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觥八件。其中妇好觥二件成对,通高22厘米,通长28?4厘米。盖前端呈立雕虎头形,后端作鸮头。器身前部饰浮雕的虎身,后部饰浮雕的鸮身。盖与器扣合在一起,则前视呈蹲坐的老虎形,后视则呈站立的鸮形,设计构思十分巧妙。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器腹饰龙纹及鼍纹,构思奇特。高18?8厘米,长24?1厘米。尊,既是盛酒器乃至礼器的共名,又专指一种重要的用于奉献的盛酒器,器型高大,纹饰精美,数量众多。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尊的形状多为圆腹,圈足。有的大侈口,折肩;有的侈口,圆弧腹似觚。此外还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鸮、象、牛、羊等,称为鸟兽尊。商代中期青铜尊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尊十件,其中圆尊五件、方尊三件、鸮尊二件。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小臣俞犀尊,高24?5厘米,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造型十分生动。卣,《诗经·大雅·江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秬鬯是香酒,因此,卣是专门盛香酒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考古发现,卣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大多是椭圆形腹,下有圈足,口上有盖。其特点是上有提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提梁卣两件成对,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盖钮作立雕的鸟形,提梁两端作立雕的龙头形。颈、腹及圈足满饰兽面纹。高36?4厘米。此外,也有的卣整体做成鸟兽形。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做成一只蹲踞的老虎形,两只前爪正抱持一人,张开大口,作欲吞食之状,寓意神秘。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及龙纹等。商代虎食人卣高32?5厘米。瓿,或称甂。形状像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有的有盖。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瓿三件。其中二件妇好瓿成对,有盖,腹饰兽面纹及夔纹,高34?2厘米。罍,大型盛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供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商代中期青铜罍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方罍两件成对,直口,弧肩,深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半圆耳,腹下部有一个鼻钮。有盖,盖钮呈屋顶形。肩部饰夔纹,腹部饰涡纹及三角形夔纹。高52?5厘米。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是专指一种长方体、下有圈足、上有盖并且盖及盖钮呈屋顶形的盛酒器。大多通体饰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五件。其中一件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在一起,呈长方形。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亦呈屋顶状。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体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高60厘米,长88?2厘米。壶,大型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大多呈椭圆形,微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个贯耳,以便系绳提携。有盖。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壶两件成对,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与夔纹。高达50?9厘米。此外,还出土方壶两件。

  《礼记·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侯、伯、子、男等爵位都见于甲骨卜辞,故商代可能比较普遍地实行了班爵制度。秦国商鞅变法建立军功爵制,提出了“不官无爵”的原则。爵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意,其重要作用在于“明贵贱,辨等列”,爵位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宋朝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中精辟概括道:“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

由于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并且,如《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所以在青铜礼器中还有水器一类。商代水器主要有盉与盘。盉,是商代青铜水器盛水以浇手的用器;亦可以往酒器爵等之中注水,以节酒之浓淡。形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初期的青铜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锥形空足。商代晚期也有方腹四足的青铜盉。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出土的铭文为“左”、“中”、“右”三个方盉,十分精美。盘,用以承接盥洗后之弃水。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的青铜盘多为圆形,浅腹,高圈足。有的盘口沿装饰有立鸟。盘底多饰有龙纹、龟纹和鱼纹。

  牛是商周时期祭祀时的重要牺牲,在殷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它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在祭祀中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这件爵杯以牛首为造型,也是青铜爵作为礼器在祭祀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佐证。

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认为乐是谐和的,是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古代贵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配合,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显得文质彬彬。所以广义的礼器中还包括乐器一类。商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是铙、铃和鼓。铙,是一种敲击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执柄而击。安阳殷墟出土的,个小,三个或五个一组。南方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出土者,形体巨大,要竖商代青铜乐器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王元黎)

立在木柱上来使用。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大铜铙,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铃,是目前发现的出现时代最早的青铜乐器。1962年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顶部有小钮,侧面有单翼,高9?4厘米。鼓,一般为木质,安阳殷墟大墓中曾发现蟒皮面木鼓的遗痕。青铜鼓的形制仿木鼓,发现很少。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青铜鼓,鼓面铸出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2厘米。

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青铜器兽面纹

再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龙纹、夔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兽面纹(或称饕餮最为常见。古代文献记载,饕餮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或认为饕餮是古代一种凶残的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饕餮纹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巨睛凝视,令人望而生畏。龙是古代华夏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奇异的动物。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砌的龙,距今已有6000年。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夔,如龙一足。大多作侧视之形。凤鸟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鸟王,有华丽的冠及尾羽。

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称为彝器款识、钟鼎文。商周金文数量众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达12
000件以上。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单字约有3 700字,已识者约为2
400字。金文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文字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一般一件器物上只有几个字。内容大多是标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例如:“父乙”。“子”是作器者的族氏。古代文献记载,商族子姓。“父乙”是被祭者的庙号。总之,这是表示这件青铜礼器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述的小臣俞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王省夔,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夔地,用夔地的贝赏赐给小臣俞。这是在商王十五年征伐人方举行肜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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