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构成家庭幸福的重要元素。家庭是一个国家的细胞,幸福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幸福的家庭构成的。因此,保持健康的身心是一个女性成功的要素。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身体健康需要持续的锻炼,心理健康就需要依靠自身修养和不断修炼。
  现代社会,女性除承担家庭重任外,和男性一样,承担着繁重的社会角色,有些甚至担任了国家领导人,美国的希拉里、菲律宾的阿罗约、韩国的朴槿惠等都是女性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行行都有女状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她们多是身心健康、和谐统一的表率。在我国,也活跃着一群身心健康、颇有建树的女性考古工作者。女性考古工作者,在职业女性行列中具有靓丽而颇显神秘的风采,她们通常是各类女汉子,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女性考古工作者通常毕业于各类以考古和博物馆学闻名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她们的专业以考古居多,也有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新闻传媒、物理化学等。她们能文能武,会田野考古,能做航空考古,也可以做水下考古,我们称她们是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她们在家里能做菜带孩子,出外能开车风风火火闯九州;下田野考古时会测量、照相、绘图、辨别土质土色、鉴定出土文物、进行土样浮选和水洗;田野考古结束后,她们还可以进行资料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她们中有些人已经做得风生水起,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有的是动植物考古的行家,有的是田野考古绘图照相的能手,有的善于写考古报告,有的擅长做研究,还有些善于沟通和宣传。她们在野外能跟男人一样和工地的民工谈天说地,喝酒抽烟打成一片,她们比男性更容易沟通易于接受。她们通常是各类学术会议上一抹亮丽的风景线,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会议里,介绍着自己的田野考古发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引人注意、令人深思。她们在一些工作如保管、文物修复、考古绘图或一些细致的研究方面体现出性别上的优势,充分发挥出女性细腻、一丝不苟且勇敢坚韧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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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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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和蒙古国考古队的女学生一起发掘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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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鲁德·贝尔,英国冒险家、作家、考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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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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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凌子在考古现场绘图受访者供图

作者: 徐坚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出版年: 2012-2
页数: 442
装帧: 平装
ISBN: 9787030334695

曾昭燏,中国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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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考古学史书籍,探讨了1949年之前,在安阳之外的考古活动,通过对这些考古活动——其中多数是“非科学”的发掘——的研究,总结出主流之外的考古学传统,以及它们的持续影响。让读者对1949年之前的田野考古有个概貌的了解。同时本书又对考古学史的书写作了理论探讨。总之就是一本专业书籍,对业余读者来说太专业了一点,行文有点学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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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婷做考古调查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推特读书笔记。推特笔记只摘抄我感兴趣的部分,书中很多内容并不涵盖在内。

郑振香,中国考古学家,妇好墓主持发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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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把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推定在20世纪20年代。不过在中国考古学出现的标志性事件上存在分歧。有以安特生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发掘为标准;有以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为标准;有以史语所的成立和安阳发掘工作的展开为标准。

  2. 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随后二十年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出其右。1928年起,战前安阳发掘共计15季,年代跨度几近十年。安阳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更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学科特征的塑造上。在田野经验和方法积累上,安阳有奠基之功;对中国本土考古学家的培训以及他们之后的学术倾向都有重要影响。

  3. 但是,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中国考古学在1950年代明显受到苏维埃考古学传统的影响。在考古学从业人员、考古学方法上,存在着众多来自安阳之外的知识和技术。而在阐释理论上,流露出诸多既非出自安阳,也非受到苏维埃考古学影响的特质。

  4. 战前安阳的发掘,董作宾主持的第一季发掘为第一阶段,以捜寻甲骨为主要诉求,田野考古意识尚很薄弱;李济主持的第二季到第九季以安阳的建筑遗迹为主要发掘范畴,总结出基本发掘规程,积累了辨识中国考古学特有的遗迹现象的经验,构成了第二个阶段;1934年第十季开始,以梁思永主持的西北冈王陵的发掘为标志,安阳的田野考古走向成熟而形成第三个阶段。

  5. 安阳的奠基价地体现在考古学知识体系和考古学人的培育上。安阳的发掘系统构建了中国考古学中的”本土性”知识,中国考古学中的文化层、灰坑、建
    筑、墓葬等遗迹的辨识都是从安阳田野中培育出来的。安阳也至少造就了中国最初两代考古学人。

  6. 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暗流传统,即与主流线索平行发展的其他线索,具有与主流传统相比毫不逊色的学科贡献。

  7. 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考古学研究中过于强烈的实证主义取向的影响。受到国族主义影响的分类-历史范式对考古学的实证主义倾向进一步推波助澜。这种实证主义倾向诱导研究者将考古学的学科史简化成为考古资料的发现史,将原本作为思辨学科的考古学降格成为发现之学。

  8. 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的回访包括在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下认知考古学活动,在更为完备的资料环境中重新评估早期的物质性发现,在比较研究中揭示早期的方法和理论遗产。这个门径同样适用于分析其他时段的其他潮流,这也是暗流传统研究的通则性意义所在。

  9. 日据时期,日本学人在安阳进行了短暂的发掘,但是政治非法性使其长期以来被有意识地遮蔽了。

  10. 郭宝钧在史语所中属于另外的传统,常能以二重证据法原则建立遗迹和遗物与传世文献、民间观念、草根知识甚至盜墓者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关联。其田野倾向和实证主义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导致以地下出土材料重建上古礼制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的诞生,其方法论遗产迄今仍清晰可査。

  11. 河南一带盜墓方法基本雷同,常用竖井法,“掘地为长方井,深达棺底,遇朱土即横凿隧道,四出分歧,隧与隧间留小墙或短柱,以支持欲坠之土,盗者乃蹲隧道中,恣意挖取,至尽取所能取之物而后已。”

  12. 早期中国考古学借机建立商周墓葬的术语和描述方式,归纳墓葬的空间特征和内容规律,并且由于受到编史倾向的鼓励,急迫地将”新出土之材料”用于历史建构。郭宝钧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系统地以田野发掘资料建构先秦葬制的先驱学人。

  13. 郭宝钧将传统的地望考证、文字训读和近现代考古学证据相结合,其更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商周墓葬物质文化的排列规则,特别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商周墓葬及其随葬器物排成数列关系。郭宝钧开启了中国考古学中建立墓葬规格与墓主人社会身份等级之间整饬的对应关系的潮流,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14. 吴金鼎是1949年之前田野经验最为丰富的考古学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被严重低估了。他不仅是考古学意义上区域研究的开创者,而且在通则意义层面上,其发掘方法和类型学整理也较前一个十年有显著提高和完善。

  15. 城子崖是
    “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傅斯年语)。城子崖的发掘服务于国族主义考古学,希冀确认安阳的滨海地带来源,为中国文明的生成摆脱彩陶西来说的束缚。

  16. 抗战中国家学术机构和南迁学人成为”西南考古”的智力保障,但同时预置性地带来了一元文明观念和传播论思想。
    以中博院为代表的基于国家史关怀的考古学传统必然与基于区域史的乡土考古学传统在旨趣上大相径庭。

  17. 吴金鼎无疑代表国家视角的考古学传统,但他主持的三次西南考古调查和发掘并未强烈地支持一元论传播论模式,反而开启了区域考古的先河,揭示出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形态,抑或器物文化组合,都迥异于中原地区,自成一体的西南古代文化,并且在调査和发掘方法上出现显著不同于安阳的特征。

  18. 从龟岗到猫儿岗,广州田野考古学的主导力量从业余考古学家过渡到职业考古学家,但是兴趣仍然集中在历史考古学上。这一旨趣导致在发掘之中,对墓葬的关注远超出对生活居址的关注,而在分析之中,则热衷于将墓葬和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论遗产一直延续至今。

  19. 早期考古学材料极其有限,而学人们急切地在有限的物质文本和传世文献之间建立直接对应关系。因此,并不具备特质表现的考古学遗物常常和具体的历史记载插绑在一起,构成了
    “文物证史”或者”文物补史”的景象。”文物证史”倾向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20. 考古学材料常常用于和成文文献中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对应起来,因此,带有铭文的考古学遗物尤其受到关注,当不具铭文时,考古学遗物上的某些形态或者纹饰特征就会脱离情境地过度阐释。

  21. 当前历史考古学阐释主流方法是”规律法则法”,即按照社会发展史规律阐释考古遗存。这与”文物证史”倾向仍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以社会发展史规律替代了文献记载。由于社会发展史理论曾经拥有政治正统性地位,原本在材料属性上并不适用的考古学遗存可能会削足适履地证明经典理论的正确性。

  22. 对有文献记录的历史而言,考古学和考古学资料的价值在哪里,一直存在两种取向。一则将历史考古学定位于”历史学的辅助科学”,是获取史料的”重要历史工具”;一则认为历史考古学应该和传统的文本历史学一样能创造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记录地下发现的物质的技工”。

  23. 历史考古学应该在长时段意义的文化复原上有更大的贡献,历史考古学家建构的历史应该有别于文献历史学的版本。

  24. 物证观下的历史考古学常常将考古学发现和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因此,对精英人物的兴趣多于对普通人的兴趣,对墓葬的兴趣多于对居址的兴趣,对作为文字载体物质的兴趣多于对物质本身的兴趣。

  25. 如果要走向独立建构历史的历史考古学之路,至少需要确立两个基本观念:考古学遗物只有存在干情境之中才具有阐释可能和阐释价值,考古学遗物是历史行为而不是历史规律的产物。

  26. 金石学不仅仅是被动、静态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资料和方法的扩展,金石学一度仍是活跃的学术潮流,声势上甚至强于田野考古学。作为
    “考古学的前身”的金石学也会因时而变。近现代意义考古学如何认知本土渊源,金石学如何谋求考古学的认同感,都在考古学社这一案例上体现。

  27. 在整个东亚考古学中,滨田耕作体现了以考古学方法改造传统器物学研究的最早苗头。

  28. 引进西学是考古学社和《考古社刊》的主要兴趣,在具体的引进渠道和方式上,表现出强烈的师法日本倾向。

  29. 郑师许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进程具有独特的贡献,但是迄今仍未得到正视,甚至几被遗忘。郑师许全然没有对小学的预置倾向,相反他的考古学工作深受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更重要地位的中西交通交流史研究的影响,他的近代史学框架和更广阔的视野在同时期学人中是极为罕见的。

  30. 郑师许几乎以一己之力,整体性地倡导了一种既不同于安阳的田野考古学,又不同于融入考古学的古器物学的考古学类型。郑师许与胡肇椿合译了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的名作《考古学研究法》,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中追溯类型学的标准文本;最早系统地介绍了海外考古学进展;出版了多种博物馆收藏的著述,足以创立一种不同于古器物学的以器物为中心,具有艺术史倾向的写作方式;他是同时代罕见地关注考古学普及等公共考古学问题的考古学人之一。郑师许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具有独到性贡献,因此构成在梳理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遗产上不可回避的环节。

  31. 田野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全部,郑师许自全球考古学视角观察中国考古学、深受日本”由物及史”观影响下的古器物研究和公共考古学方向理应有更
    大的空间和前景,但是郑师许未能通过成功的奠基范例研究确立新的范式,他本人过早地离开考古学研究领域,而且后继乏人,导致这种传统半途而废。

  32. 张希鲁作《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揭开滇东考古学的大幕;1933年编辑的《漬东金石记》则是现代田野考古学之前滇东考古学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堪作乡土考古学范例的滇东考古学在30年代前半叶已经完熟,其巅峰状态转瞬即逝。

  33. 张希鲁独力将朱提堂狼洗、孟孝据碑和梁堆结合成为有情境的滇东考古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实证的田野方式建构了两汉时代的昭鲁地区。他所确立的考古学主题迄今仍是滇东考古学主题,他所采用的方法与现代田野考古学具有共通之处,甚至他的民族考古学调査方法在他之后都是不多见的。

  34.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的学人扬弃了铜鼓研究中的单线式传播论陋见,不再将铜鼓视为华夏遗物,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土著考古学传统。此时期铜鼓研究和民族志调査结合在一起,在其他考古学分支是不多见的。铜鼓考古学将揭示出与常见的田野考古学不同、具有人类学或者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类型。

  35. 鸟居龙藏是20世纪上半叶田野经验最为丰富、最具洞见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之一。无论是田野调査和学术兴趣,他都涉猎甚广,而且对东亚各国的民族学和考古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东北亚土著民族、草原民族社会、台湾山地民族、契丹和辽代考古上,鸟居龙藏都具有开创之功。

  36. 新郑李家楼器群的价值远超出材料意义。几近完整的李家楼器群构成1927年筹备的河南博物馆的奠基收藏,标志了以田野发现和发掘为馆藏基础的新型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李家楼还体现了田野发掘出土的器物的公私之争、地方和中央之争、本土和外来之争。

  37. 对新郑李家楼器群研究的反思将揭示古器物学模式的预置假设和作业程式,再度证明从以孤立的”物”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转向以”情境”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是回归到可信的历史考古学的必经途径。

  38. 二重证据法长期以来被视为历史考古学的经典理论,但局限在”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的对比,停留在”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和
    “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的层面,缺乏对不同史料的形成动因、保存规律、表达的可能性和倾向等史料发生学问题的意识。

  39. 作为后过程主义的情境考古学主要关注三个层面的情境,分别是物质情境、空间情境和学术史情境。学术史情境上,既往研究认定新郑李家楼大墓为”郑公”大墓,但物质情境分析仅可界定为最高等级的精英墓葬,空间情境虽然再度确认其独特之处,也仍无助将其锁定在郑公大墓上。

  40. 新郑李家楼器群保管权之争的最终解决确立了在地保存的原则,其处理原则的影响直到今天在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中仍然清晰可寻。

  41. 新郑李家楼分别作为器群、考古学遗存单位
    田野考古学实践和社会公共机制而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42. 二重证据法过于强势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器物起初仅仅是文字的载体,即使器物的形态、风格也具有研究价值之后,仍然普遍存在以器物的数量、材质、纹饰和工艺等历史曲线耦合文本历史的政治兴衰曲线,以特定的器物耦合特定的事件记载。

  43. 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从作为古物流通终点的收藏入手,逆向追溯,试图逾越传统金石学的局限,建构金村的考古学情境。他们清晰界定了具有明确考古学内涵的词汇”金村”,部分恢复了金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上的可信度,使其俨然成为另一种范式的典型个案。

  44. 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洋庄是卢芹斋创立的卢吴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创立的山中商会。

  45. 就洛阳一带的古墓而言,1927
    ~1930年冯玉祥占据洛阳时期的政策性破坏尤为剧烈。此一时期设立”古物特税局”,公开征收古墓税,变相鼓励了洛阳的盗掘,是民国时期罕见的盗掘古墓的高潮时代

  46. 任何墓葬包含的器物都不是从属于一个统一的器物文化的,起码应该区分成为葬器、礼器、明器以及实用器具等类别。

  47. 金村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被确认的频密出土错金银铜器的地点,制作精美的错金银铜器被视为金村器群的典型特征。

  48. 东周时期的乐钟组合常常是甬钟、钮钟和镈钟齐备。东周乐钟常与编磐配
    套使用,金村发现至少6组编磐。

  49. 楚墓常见青白两色黏质泥土,覆盖在椁室顶部,称为”蜃灰”。文献称,”蜃,大蛤也。烧之成灰,可实墓葬”。
    直至50年代初期,夏鼐在长沙发掘中始辨出
    “蜃灰”实为起防潮防水作用的白膏泥黏土,而不是烧蛤成灰。

  50. 中国考古学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也以日本为中介。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取法于经过滨田耕作过滤和重组之后的考古学。滨田耕作建立了近代考古学的谱系观,这种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对世界考古学格局的认识。

  51. 在中国考古学上,奠定西方考古学史基础知识结构应归功于郭沫若和郑振铎。郭沫若翻译了米海里司所著《美术考古一世纪》,而郑振铎撰写了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虽然两者都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西方考古学史著述,但是为中国考古学人提供了西方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学术史基体。

  52. 给新旧大陆不同考古学传统带来革命性转变的田野考古学方法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惠勒-凯尼恩方法。
    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学中,这个方法的影响尤其深远,迄今仍是田野考古学的标准规程。

  53. 考古学史不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对客观事实的客位描述和研究,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和知识情境都将影响他发现、选择、强调和阐释特定的人物、事件和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学史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传统的特定学人的”镜像”,它不仅能反映阐释者的认知,而且能反作用于考古学研究。

  女性考古工作者是文物工作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能吃苦,也能享福。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她们都是一些有诗意和有理想的人,每日在探方的地层、遗迹现象中,体会古人的优雅与浪漫,想象远古时代的慢生活,使自己的人生也更加充实。她们研究的对象是古老又现代的,虽然离现代文明很遥远,然而一旦发现,就会对当地的文明起到开疆拓土的作用。由此看来,她们的工作对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她们所做的工作都是探索一个地区(大至一个市、县,小至一个乡镇)的地域文明,理清一个地区的历史脉络,帮助其恢复历史记忆,重塑精神形象,找回失落已久的乡愁。她们从事社会科学工作,是构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分子。慎终追远,终极关怀,她们做的都是关乎灵魂和精神的高雅工作,高端大气上档次。虽然她们在田野里像是村里的泥腿子、乡间的土包子,可是文明和历史正隐藏在乡间田野,等待着她们去发现、去研究。
  女性考古工作者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她们身处广阔的田野,工作的对象都是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年前的不会说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远离尘嚣。由于常常东奔西走,她们如同旅游中的背包客和驴友,身形娇健,健步如飞。从身体到心灵,整个人都是健康的自然的。对于热爱历史和旅游的人来说,没有哪项工作比考古更适合的了。现在很多女性选择考古这个职业,有的还特意从别的行业转过来。常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考古?考古工作的魅力在哪里?我想可能就在于地下文物埋藏的不可预见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或明天会发现什么。尽管有前期的考古调查勘探,对地下的情况会有个大概了解——什么年代的、什么性质的,是遗址还是墓葬,但这遗址或墓葬是如何叠压和打破的,如何一步步堆积起来的,堆积的过程中又受到哪些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未知情况,都需要我们通过逆向思维来还原当时的情形,通过考古发现的详实证据、缜密的思维、专家的会诊、同类型文物点的比较来判断推理。田野考古工作如同旅游和探险,又富有科学精神。将兴趣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工作时乐在其中,这是最好的工作状态。在茫茫大地上下求索的时候,也是与历史、天地对话的时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何愁没有健康?同样是为国家做贡献,女性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更富有诗情画意。
  女性考古工作者不会担心失业,世界这么大,她们随时可以去看看,看到的都是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不仅看现在的,主要是看以往的,一卷卷的历史在她们眼前揭开,常常让人目眩,不禁产生一连串的问号: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留下这些遗迹现象?女性考古工作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高度的敬业精神、乐观的人生态度、健康的体魄。缺少了哪样,工作便会受到影响。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具备了这些素质,我认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女性考古工作者是广大职业女性的一部分,我想,如果各行各业的职业女性都能保持如此健康的体魄和心态,那我们的家庭乃至国家就会更加幸福美好了。

一把手铲走中原,翻尽黄土兴未酣。河南考古研究院供图

(作者单位:江苏省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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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田野考古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许多人的眼里,考古似乎是男性的“专长”,尤其是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然而这些年来,无论是高校还是与考古相关的研究单位,学习考古的女学生、以考古为事业的女学者越来越多,她们在考古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内大放异彩。

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三位从事考古的女性,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来为读者呈现一个女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康翔宇实习生程贺张晓菡

王娟

我们一点也不﹃特殊﹄

2017年8月的一天,蒙古一处匈奴贵族墓地的发掘现场。

这是中国与蒙古国合作发掘的一个项目,王娟作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学家,也是中方唯一一名女性考古工作者。

放眼望去,一片荒野。从考古驻地到最近的牧民家开车需要近一小时。“我们日常用电依靠太阳能电池板和汽油发电机,吃水要用卡车到附近的小溪去拉,通信就只有一个当地1G网络的手机,信号还时有时无。洗澡就更奢侈了,我差不多一个月没洗澡。”王娟说,每天除了一起工作的同事,陪伴着他们的只有天苍苍野茫茫,烈日暴雨,马和狗,猫和鸟,还有和草原的深秋一起到来的——狼。“这些客观上的困难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既然选择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并且克服。”

王娟从小就对考古感兴趣,经常看一些相关书籍。虽然家人一开始认为考古工作不适合女生,但王娟依然在澳大利亚考取了动物考古学方向的博士,并带着这份兴趣和热爱来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并且出国留学的人,所以在家里我有话语权。”王娟笑言道。

所以,她没觉得这里很苦,相反,王娟觉得很有趣。

匈奴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并不陌生。我们从很多史料故事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这些记载都是真的吗?这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证实、补充甚至推翻之前的一些文字材料。这也是考古工作的意义之一。”

作为动物考古学家,王娟的任务就是收集、整理、研究遗迹中发现的动物骨骼遗存,为整个发掘项目提供动物考古方面的研究资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动物与人的关系会更加密切,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动物,尤其是在出行和食物这两个方面。”

不过到达蒙古国开始工作后,王娟发现,这一个月可能要吃苦头了。“生活条件艰苦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有一点即使是做了大量的心理建设,还是比较难适应。”她所说的这一点,就是吃饭。

顿顿“羊肉大餐”让王娟有点受不住了。羊肉炒饭、羊肉捞面是蒙古工地上最常吃的食物。就连早饭,也会在大米粥里放入甜奶油和肥羊肉片,青菜在这里从未出现过。“我们队上一个很健硕的男队员,喝了这个粥直接吐了出来。”受不了羊肉膻味的王娟现在回想起那个味道还是一哆嗦。

无奈之下,中国考古队员只能靠老干妈辣酱和泡面调剂饮食,而王娟更是把自己的标准一降再降:“我就告诉自己,吃的只要能维持体力干活就行。”

同事们对这个国内过去的唯一女性十分照顾,通过协调,将一个原本用做工作间的蒙古包腾出来让王娟单独居住。

这让王娟心存感激,但对此她也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去和蒙古的女生一起住或自己单独搭建个小帐篷都没有问题。我更希望同事不要因为我是女性而额外照顾我,在工作中我们都一样,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王娟认为,公众以及部分考古从业者依然对考古存在刻板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经常在野外的工作更适合男性,或者说考古本身就是一个偏男性的职业。“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对这个工作的性质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些外在因素都是可以克服的。像考古这样的专业性极高的工作,其实更加注重的是一个人的专业素养。”

王娟回忆说,在她去过的美国和澳洲,考古项目负责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而且参加田野发掘的学生也有很多女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澳洲的女老师,当她在外主持考古发掘时,她的丈夫就肩负起更多的家庭事务,而且会在空闲时带着孩子到工地与她团聚。我觉得对于已组建了家庭的职业女性来说,另一半的理解和支持是她们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

说到这一点,王娟又举了一个例子。“我的博士生导师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婚后丈夫一直很支持她的事业,并和她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工作,现在又回到美国定居。导师除了教书,还要做科研,非常忙,她的丈夫就做了很多事情辅助支持她。总是有人会问职业女性:你怎样去处理你的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人会问男性这个问题。”

在蒙古一个多月的野外工作让王娟瘦了不少,她很开心。但她更开心的是她的研究获得了进展。

“在这个匈奴贵族的墓地里,我们观察到了用动物,尤其是马的头和蹄子来陪葬的现象。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里,经常能看到整个动物用来陪葬,但是匈奴这类游牧民族会尽量利用动物身上的每一个部分,可能因为物资的短缺,他们经常只用吃剩下的、肉少的动物头部和四个蹄子来陪葬。这是游牧民族墓葬的一个特点,用头、蹄来象征这个动物的整体。目前我也正在写关于匈奴墓葬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报告,希望可以通过结合考古学材料、历史文献记录以及民族学的记载,对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有更深入的探索。”

她对女性考古工作者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所认识的女性考古人都有两个特点——对考古的热爱和坚持。有了这两点,她们觉得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都可以努力克服。我还想对考古行业里的男同事们说,作为女性考古工作者,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额外的照顾,需要的是理解和支持。在考古的道路上,让我们同甘共苦,通力协作。”

曹凌子 一腔热血为考古

1989年出生的曹凌子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新人,但是对于考古工作来说,她算是经验丰富了。

高中毕业后的曹凌子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考古工地,激发了她对文物考古的兴趣,所以在本科毕业后,考取了郑州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我本科学的是戏剧影视文学,跟考古没关系,进入这个行业可以说完全凭借着一腔热血。”曹凌子笑着说。

作为跨专业的学生,虽然在考研阶段自学了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但曹凌子坦言,与本科专业毕业生相比还是有差距。“人家学了四年,我这突击学习肯定比不了。但好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一直是在项目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是让我受益匪浅。”

曹凌子研究生阶段跟随导师从事宋元时期碑刻墓葬方向的研究,参加过禹州瓷窑遗址、关帝庙遗址、小双桥遗址等项目的发掘研究工作。

李素婷这样评价曹凌子:“她和我一样从事的是传统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较艰苦,尤其对女孩子来说,最困难的还是协调各种关系,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些方面她都进行得不错,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喜爱。尤其叫我印象深刻的是曹凌子入职考试,笔试面试都非常出色,特别是在谈到对考古工作的理解和愿景时,她非常坚定地表示,正是受到郑振香老前辈的事迹鼓舞才投身到考古事业,并立志以郑先生为榜样,成为一名出色的田野考古工作者。”

在曹凌子看来,现在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并不算艰苦了:“像我之前和现在正在工作的项目都是在郑州周边或是较发达的村镇,条件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同

事比已经是天堂了,就算是在农村,生活条件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让曹凌子比较头疼的问题和李素婷所说的一样,协调关系和与人交际。拿目前曹凌子所负责的郑州书院街商城遗址为例,大河报记者在工地现场看到,参与发掘的民工、技工等近两百人。“这些人的安全问题,现场水电,文物安全等都是我来协调。”曹凌子说,因为这个遗址在市区内,所以处理问题相对方便得多。如果项目在农村,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工作时,曹凌子深刻感受到协调关系的难度。“因为项目勘探和发掘占用了村里的耕地,所以必须和村民、村委会以及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协商。只要有人不同意,我们这活儿就没法干。这时候如果是个男负责人,也许喝顿酒塞包烟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女性就只能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硬着头皮说。”

虽然这些让曹凌子棘手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考古在她心中的神圣地位一点也没有动摇,她也不希望别人对她热爱的事业有误解。“从事考古工作后,身边有很多不了解考古的人就会时常问我,你们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都能自己带走啊?你怎么能干挖墓这么不吉利的活儿啊?这些问题太常见。但是最让我气愤、心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人跟我说,考古?国营盗墓罢了!遇到这样的,我会直接怼回去的。”

在采访过程中,曹凌子时时刻刻都流露出对考古事业的喜爱之情,也能感受到这份工作给她带来的自豪感。在她看来,从事考古的女生能吃苦、会得多、懂得多、有耐心、体力好并且行动敏捷,“这个工作能让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说我能不爱它吗”?

李素婷 孤独的女汉子

“2006年8月8日星期二晴

早上5:30起床。单人钢板床虽然很不舒服,但在工地,能睡觉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十分钟内刷牙、洗脸,催促一下起来慢的技工。

早餐是玉米糁稀饭和馒头。库师傅在工地上做饭多年,煮饭很有特点:夏天做饭偏稀——补充水分,解渴;冬天做饭偏稠——防饿,保暖。工地要求每天上班工作人员必须提前588必发官网登入,~10分钟到达工地,所以大家都是一边走一边吃馒头夹咸菜,驻地到工地有5分钟路程,走到了,馒头也吃完了。

考虑到同期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工期很紧,一天下来大家相当于跑六七十里路,真有些吃不消。但一看到我们的领队李素婷老师每天都要到各方去仔细地检查工作进度,我告诉自己: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多吃点苦!”

这是一篇考古日志《苦乐自知在田野》里的内容。写这篇日志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李一丕正在李素婷的带领下,对荥阳关帝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这座在2006年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因为这个遗址而名声大噪。同时,作为当时项目负责人的李素婷也因为这个遗址,让河南乃至全国考古圈里的人一提起她,都会竖起大拇指。

回想起自己的从业历程,李素婷称自己的人生差一点就是另一番风景:“刚参加工作时,领导想叫我去搞文物鉴定,他觉得女同志下田野不方便,去的都是偏远农村,和当地人打交道什么的都不如男生。”李素婷坦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专业从学校到单位女性都不多,“像郑州大学考古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每届只有一两个女生,很多时候还有‘和尚班’的情况出现。我1984年上大学那年算是打破了这个惯例,招了三个女生。”

领导有这样的安排,李素婷可以理解,但是她的导师却不乐意了,认为既然学了考古,就应该去田野。于是,李素婷多次找领导沟通,这才开始了田野考古。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素婷都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里唯一一个从事田野发掘的女性,虽然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但是李素婷这个“独苗”却一点也没闲着,郑州商城城墙、小双桥遗址、关帝庙遗址、孝民屯遗址、南阳王营遗址等都曾有她的身影。

李素婷介绍说,考古发掘是一项辛苦与枯燥的工作,发掘工地一般都在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自不必说,工作中还要与基建部门、地方政府、当地村民打交道,遇到的困难更多。在工作中,考古人员,尤其是项目负责人必须周旋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考古工地,既要全局把握工作进度,保证工作安全和田野发掘质量,还要身体力行,蹲探方,刮地层,分析各种堆积现象。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常态。“所以就有领导总结说,现在的农民工打工是背着被子进城,而我们考古人员开展工作却是扛着被子到农村。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干过的人才知道。”

而作为女性,有些不便和艰苦在工作中就显得尤为突出。“有次,一个同事和我开玩笑说,哎呀,我觉得让女同志下田野不仁道。我说,怎么不仁道啊,你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他说,在工地,条件好些还行,条件不好的,洗也不能洗,而且也都是旱厕。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不过确实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2004年,李素婷带领团队在安阳发掘。“我们租了一个民居,条件比较差,只有一个小旱厕,墙比人低,还没门。有人想了个办法,在门上面弄了个杆,杆横下来,表示有人不能进。一天早上我起得早,出来时忘记把杆拿下来了,大家都以为有人,愣是一直憋着。后来吃饭时,大家一数人,都在这呢,厕所那杆怎么还横在那儿?我这才突然想起来是自己忘了。”

讲起这些事儿,李素婷总是轻描淡写的,在她看来,这不过是考古工作者必须经历的。“在我看来,虽然我是一个女性,在体力、生理上可能跟男同事比有一些差距,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再苦再难,该做的我还是必须做,所有困难,再艰苦也都要克服,这是这个工作的特性。”

在李素婷的一篇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段话:“2003年冬,南阳王营遗址发掘中,冬至的午后,一人带着手铲小耙子拎着编织袋到遗址周边调查。旷野中目之所及没有人迹,看到自己在太阳下越拉越长的影子,突然无来由地想到‘孤独’这个词……

‘孤独’这个词,在中国文字里的解释,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王者必须永远接受孤独,他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认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孤独者,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让自己安静,他都能自得其乐。有人说,我所理解的孤独是指在个体生命过程中,所毅然持守的特立独行并具有出色价值理想的精神状态。按照这个理解,孤独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境界。考古工作者是孤独的。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够耐得住寂寞而不被熙熙攘攘纷纷扰扰的世界所打动,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能够安于自己的清贫,能够坚持遵从自己职业操守,面对世人的不解甚至鄙夷时能够安然相对,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

李素婷坦言,在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也曾软弱过,也曾想过放弃:“有一年小年那天,我一个人在旷野中做考古调查,看着自己的影子突然觉得疲惫不堪,还觉得委屈,便放任自己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了一场,反正方圆两里地里没一个人。哭完抹抹脸又变成了女汉子。”

不过李素婷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庆幸自己在尝尽了酸甜苦辣之后,还能依然热爱着考古,就像一位同事发给她的短信里写的那样:“一把手铲走中原,翻尽黄土兴未酣。苦辣酸甜家常饭,风霜雪雨若等闲。工地为家家作店,床铺设地房设天。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梦周公心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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